邱先生搭第二天的航班回北平。而我依旧留在这里，处理一些有关资金具体安排的事务。当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坐在一张临时整理出给我使用的办公桌前等待着最后一份文件。

我想起夏子骏，或许我再找他谈谈也好。许多年轻人怀抱着热情却被热情葬送，我已目击过许多。事态发展到来不及挽回的时刻是非常迅速的，为热情而死对一些青年来说是日思夜想迫不及待的事情。只是，如今这个局势，需要有年轻的身体去流血去牺牲才能达成的目标，未必都是高尚的理想或纯粹的奉献主义。

可我又转念想到现实情况。我跟随着邱先生在欧洲各国生活过许多年，接触到的是革命进行后期已经颇具成熟的社会理论以及对革命时期某些思想的批判与改良。从这个角度看，我虽身处在时刻准备为祖国奉献所有的位置，但我能在各种党派的宣传中保持一定的清醒。夏子骏曾和我说过，他的父母希望他远离战争才将他送到香港来。然而，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一举动并无很大意义。身为中国人，怎么都远离不了国家将倾的动荡不安。哪怕是如今的英属香港，还是北平，抑或是上海，每个中国人走在世界上任何一条道路上，他的祖国的危险情势都悬其左右，这不是逃离可以解决的。逃离或许可以带来生，但却无法给人自由。

所以邱先生回了国，在北平接管起邱家产业。他以一个投机分子的屈辱身份与许多派别的政客有着密切的往来。所谓密切，酒桌言谈之间仅仅止于经济政策与港口管制。邱先生如同每个唯利是图的商人那般，在谈论着浮华之时，偶尔也会谈论几句国家局势，以此来表示自己哪怕做了投机分子，也是个有荣辱心有责任感的。但这份责任感实际上有多真切，却是另外一件需要隐藏起来的事情了。

我很清楚邱先生面对着的巨大困难。虽然看似闲谈，但每句话都须得拿捏住刚好的分寸，又要拿捏的轻盈自然，不为所察。这样的酒席散去后，我接到邱先生并将他送回府邸，他通常都会在车后座出一会神，将紧绷着的弦完全的抛到脑后。这是一件需要在几分钟之内完成的事情。当我开着车驶过几条街道，邱先生就已经从疲惫中回过神来。他将恢复到平日那个自己。

我将车停在广东路一家咖啡馆门前等待着。邱先生从咖啡馆里出来，衣服上有一块不太明显的水渍。我们目光相交，他冲我摇了摇头。

我立刻明白了，但我没说什么。邱先生过来上了车。我发动车子，离开那里。

一路无话。

沉默可以缓冲情绪。若是勉强自己只会使得不想要的情绪在心上扎根，这意味着没有出路。

我们一起经历这样的时刻多了，也就有了沉默的默契。不论好与坏，车子向前开。

我偶尔会从后视镜里瞥见他，只是他的脸多半隐藏在黑暗里，只在街灯一闪而过之时表露出一种理解。邱先生是个很能包容的人，我一直这样认为。从他所讲给我的许多事情来看，他一直将所能遇见的一切情形考虑周全。他承认自己的情感，不会刻意压制，去追求极端的冷酷。我从未怀疑过邱先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只是，邱先生将他的情感放在他最后考虑的那个位置。这样，理智永远胜于热情，正直的心在奢靡酒宴上遭受的摧残也能够被理解，被消化。

然而，夏子骏并非如此。或者就我从与他的短暂接触了解到的信息来看，他完全是个反面例子。在他的眼中一切问题都发生了简化，鲜血能洗去罪恶，生命能拯救生命，一切都那样苦难而又高尚。就昨天咖啡馆一事便能看出现实并非如此。有的时候，生命的结果是被抹杀掉。罪恶仍旧在那里，多少鲜血都无可奈何。

我这样想下去，没意识到自己手部的动作。当一位办事员从我对面走过来时，我站起身，打算接她递过来的文件。我这时候才发现我用拇指和中指将食指关节夹紧的小动作，因为食指的第二节关节已经有酸痛传来了。我向这位办事员道谢，拿过文件来翻看，没有缺失。我可以离开了。

就在将文件收回袋子里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一个人。那日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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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邱深 02 (第1/3页)

仪式进行的很顺利。没有迟来的人，甚至没有人带着一脸谄笑与邱先生攀谈。学校方面的办事员很懂我们的意思。我们并不想与港方的其他层面的人士有进一步的接触，仅停留在资助办学这一处上是我们目前的安排。事情总要一步一步地办，操之过急总会有地方发展的不如预期。

现场来了不少的记者，过不多久，报纸上将见一张合影，合影上邱先生笑着冲镜头招手，其他人或是鼓掌或是一脸难掩的对镜头的不适。而我站在邱先生身后不远处，照片中并不见我。这是邱先生对我的理解，他知道我不擅长面对这样的场合，虽然有时候不可避免，但他总会想些办法使我少受些折磨。

而邱先生自己，却反而要抵挡着所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质问和套话，他必须面不改色侃侃而谈，必须假装看不出对方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

下午四点十五分左右，仪式已结束两个小时了。仪式之后的时间由我们自行安排。于是，我们找人又另租了一辆车，开始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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